互補互利，共創雙贏*

廖正豪*

壹、前言

從1987年7月14日台灣地區宣佈解除戒嚴狀態，開始以民間探親、文化交流等等方式開始兩岸交流以來，倏乎已近二十年。這二十年來，隨著大陸地區改革開放之推行，以及台灣地區多元民主的進展與總體經濟的轉型，兩岸三地的社會與經濟交流愈趨頻繁，社會經濟水平愈趨一致，所面對的問題與挑戰也慢慢漸趨一致；政經情勢的全球化，文化與交通的區域整合，犯罪問題與環境保護問題，貧富差距擴大與多元社會的價值觀衝突，在在都影響了兩岸三地中國人的社會生活與民族感情。

從積極的面向來看，不論是全球化的區域整合觀點，或是同文同種的中國文化觀點，兩岸三地的政治與經濟發展在文化整合的優勢上，我認為，在未來的十年之間，隨著大陸地區經濟的繼續騰飛，與台灣民主政治的醇化與體制再造，不論在政治或是經濟上，都會是亞太地區最值得國際關注的焦點。即使聯合國在2005年之前就公佈了千年計劃，希望能夠透過民主與法治的推廣，進行國際社會的統合與平衡，進而走向和諧。但是，就國際整體競爭態勢[1]而言，區際衝突與競爭，在國際經濟均勢分配不平衡的狀況下，畢竟是不可避免的潮流。

兩岸三地的經濟競爭與制度競爭方興未艾，然而，這畢竟是區際內的事。不論政治上的堅持或是主張為何，兩岸三地珍貴的社會以及經濟發展經驗，累積了許多前人的智慧，也讓兩岸從挫折以及失敗中習得許多寶貴教訓。如何結合兩岸的優勢，不僅在東亞的區際整合上能拔得頭籌，更重要的是，在國際競爭環境下站穩腳步，成為穩健、富足而具有高度文化影響力的強健有機體，應當是兩岸三地未來最主要的優勢整合標的。

貳、台灣六十年來的發展狀況

一、經濟上的成就

（一）台灣經濟發展梗概

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金耀基先生有一次在光華新聞中心，以「台灣現代化的故事－從過去到未來」為題的講座[2]，將台灣這近六十年來的經濟發展，描述成「歐洲從農業社會過度到工業社會用了一兩個世紀，但是台灣只花了五十年，非常了不起。」台灣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國民政府遷播來台開始進行一連串的政治經濟建設，到2004年人民年平均國民所得到達一萬四千美元，總共花了五十五年。這五十五年的經濟發展歷程，可以大略區分為四個時期：

1.恢復期（1945－1952年左右）

這個時期應該從二次大戰之後開始，直到1952年左右。其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國民政府撥遷來台，以及實行第一次土地改革的種種措施。當時的台灣，剛剛從日本的殖民統治之下解放出來，雖然國民政府派員接收，但是在1945到1949年之間，與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相同，在經濟上同樣陷入戰後的混亂與蕭條之中。島內基本產業，仍然是以原物料的生產為主，例如種植甘蔗以提煉糖，以及稻米與熱帶水果等等，同時，由於物價浮動以及通貨膨脹與市場交易機制紊亂的關係，黑市交易情形相當猖獗[3]。國民政府自1949年撥遷來台之後，反省在大陸失敗的幾項重大因素，例如土地改革失敗、組織內部貪腐等等問題，於是在台灣初期的經濟建設主軸，便在於「穩定社會」以及「恢復正常經濟秩序」。因此，在具體措施上，自民國三十八年開始，國民政府第一階段的土地改革措施，就是實施「三七五減租」等各項重大而和平的土地改革措施，配合幣制的改革[4]、外匯貿易的管制，以及優先發展電力、肥料與紡織工業等與農業以及與最基本民生物資相關的各種原料產業與農產品加工業。在這樣的經濟基本政策下，台灣的農業發展快速，加上從1950年下半年開始，美國開始對台灣進行經濟援助[5]，到1952年，台灣的各項經濟指標基本上便恢復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最高水準。

2.開創期（1952－1960年左右）

50到60年代，由於當時經濟基礎產業以農業為主，在土地改革成效以及農產品盛產的狀況下，農村勞動力慢慢開始過剩，農村青年人口開始慢慢向都市或是鄉鎮集中，以求生活之發展。而原本的地主階級，因為土地轉換為資金，慢慢轉變成為中型或是小型企業的資本家。然而，由於產業仍然以農業或是農產品加工的相關產業為主，因此在對外貿易和國際收支均逆差嚴重，外匯極度短缺，民眾因收入低而無力消費進口工業品。國民政府在這個階段，仍然秉持著穩定中求發展的指導思想，確立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的方針。土地改革促進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1950年朝鮮戰爭[6]的爆發，也開啟台灣對於龐大戰爭市場需求的出口大門。農產品及其加工品在總出口中的比重非常高，1957年高達71.5%，成為創造外匯存底的重要項目。又透過肥料換榖、強制收購等非等價交換的方式，獲取利潤，將農業所得轉移到工商業部門。在工業方面，重心放在資金需求量不大、技術要求不高、建廠周期短的民生工業上，以島內生產替代進口，以適應島內的消費水準，並節省外匯開支，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減輕就業壓力。形成並擴大了糖、茶、鳳梨及香茅油等農副產品加工業，並進一步發展了水泥、玻璃、木製品、造紙、化肥、紡織、食油、麵粉、塑膠原料及製品、人造纖維、自行車、縫紉機和家用電器等進口替代工業。

3.發展期（1960－1986年左右）

然而，產業提昇也面臨了開拓市場的問題。由於台灣本土市場狹小，當時進口替代工業的產品市場已趨飽和，若繼續發展將導致經濟後勁乏力。臺灣抓住當時國際分工變化的機遇，利用低廉工資的國際比較利益，大力發展加工出口工業帶動經濟發展，並陸續修正或制定旨在促進出口的政策與措施，如進行外匯貿易的改革、實施“獎勵投資條例”、鼓勵民間儲蓄、對外銷廠商實行稅收和融資的優惠、設立出口加工區和保稅倉庫等。這個時期外資對臺灣工業化和出口擴張起了重要作用，民間企業從進口替代轉向出口產業，成為經濟成長的主力。臺灣企業從日本進口生產資料，向美國出口工業品，形成了生產上依賴日本、市場上依賴美國的三角貿易關係。臺灣的工商業形成了起飛般的高速發展趨勢。從1963-1973年，工業年均增長率高達18.3%，其中製造業的年均增長率達20.1%，工業產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由1960年的26.9%提高到1973年的43.8%；出口貿易額中工業製品的比重由1960年的32.3%增至1973年的84.6%。至此，臺灣工業建立起了一個以出口加工區為依託，以輕紡織、家電等加工工業為核心的產業支柱，由此帶動了經濟的發展。而在這個階段，1973年10月發生了全球性的第一次石油危機，台灣整體經濟也受到了相當大的衝擊。當時，當時擔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先生，為了減低台灣剛起飛的經濟受到過大打擊，並且為了深化以及提昇總體經濟的發展基礎，開始推動國內的「十大建設」，此項建設計劃不僅在政治上的意義重大[7]，也帶動了台灣整體經濟的發展，可以說是這個時期最重要的經濟建設成果。

4.轉型期（1986年到今天）

自80年代以來，台灣政府除了繼續推動十二大建設及十四項建設等各項公共建設之外，由於臺灣內外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新臺幣兌美元匯率大幅升值，工資也大幅上漲，勞動力短缺，勞動密集型加工出口工業逐漸喪失比較利益和比較優勢，導致民間投資意願低落，經濟發展陷入遲滯與困境。為此，台灣政府於1986年提出了實行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的經濟轉型，進一步健全和完善市場經濟機制，並以產業升級和拓展美國以外的外貿市場作為重大調整內容，確定以通訊、資訊、消費電子、半導體、精密器械與自動化、航太、高級材料、特用化學及制藥、醫療保健及污染防治等十大新興產業為支柱產業。經過近10年的經濟轉型，臺灣經濟在自由化、國際化方面取得一定進展，產業升級也初現成效，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工業佔製造業的比重目前已達61.5%，其中資訊產業發展尤為突出，其產值已名列世界前茅。臺灣對外出口市場的重心也逐漸從歐美轉向亞洲，對美國出口比重已由1984年的48.8%下降到1995年的23.7%，對亞洲的出口比重則由1988年的32.8%上升到1995年的52.6%。出口產品結構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電子、資訊、機械、電機和運輸工具產品已佔總出口的50%以上。對外投資大幅度增長，開始成為凈資本輸出地區，累計至1995年，對外投資約300億美元。從90年代初期開始，臺灣與中國大陸及香港的經濟聯繫，也因為台灣地區解除戒嚴[8]，開放兩岸探親，以及中國大陸在鄧小平時代的經濟改革開放等等因素，而漸漸日趨密切。

過去台灣經濟的發展，尤其是70年代到90年代左右的這一段時期，被世人譽為「台灣經濟奇蹟」。奠定台灣經濟發展基礎最重要的關鍵，除了台灣人民的勤勞、樸實的工作特性之外，可說就是國民政府來台的所進行的第一次土地改革以及經國先生擔任行政院長開始提出，並進行的十大基礎建設。土地改革，奠定了台灣企業的資本基礎，而十大建設則深厚地建立起產業發展所需要的重大建設。

（二）危機即轉機：基礎建設與產業轉型

台灣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遭遇的最大外來挑戰，可以說就是第一次石油危機。所謂的第一次石油危機，指的是1973年10月所爆發的世界性能源危機。1960年12月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成立，主要成員包括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烏地阿拉伯和南美的委內瑞拉等國。1973年10月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石油輸出國組織為打擊以色列及其支持國，暫禁石油出口。當年12月宣布收回原油標價權，提高油價；次年1月再次宣告漲價。在這兩年間，原油每桶從2.8美元提高到10.7美元，世界經濟遭受嚴重衝擊，產生停滯性通貨膨脹現象，美國工業生產平均下降14%，日本也下降20%。

在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前後的1973年和1974年，台灣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分別據升至22.9%和40.6%；而1974年和1975年的工業生產指數年增率則分別下降至負4.5%和9.5%，經濟成長率為1.1%和4.3%，此一危機，對於剛起飛的台灣經濟而言，尤其是當時台灣島內的主要產業係以勞力密集的製造業為主，不啻是一個重大打擊。當時，台灣政府最主要的因應作為，與日本進行的「節能政策」[9]並不相同，而是採取興建重大基礎公共建設以及尋求產業轉型突破為兩大主軸。

1.十大基礎建設之興建

1972年2月，蔣經國先生出任行政院長，開始了所謂的「蔣經國時代」。不過，這個時代一開始，中華民國卻面臨退出聯合國、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以及日本與中共政權建交等外交上的重大挫折，隔年又碰上全球性的石油危機，各項處境都不順遂。但是，蔣經國仍以他長遠的眼光與堅定的意志，在1973年12月16日提出十大建設計畫，開創了台灣經濟奇蹟。

  其實，台灣政府從1953年起便已在台灣推動多次經濟計畫，到了1973年，不僅建立了以工業為主的經濟型態，而且也奠立了自立成長的基礎。只是，經濟發展是動態的調整過程，隨著台灣經濟的高速成長，自然也就出現一些急需調整適應的問題。

  這些問題包括：（一）交通運輸及電力等基本設施的投資相對落後，形成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瓶頸；（二）當時台灣的工業及出口商品仍以勞力密集的輕工業為主，而且輕工業加工所需的中間產品多依賴國外供應，極易受制於人。因此，為消除基本設施的瓶頸、改善經濟結構，以奠定未來經濟發展更為穩固的基礎，遂有十大建設計畫的提出。

  於是，1973年12月16日，經國先生提出了十大建設計畫，預備以五年時間完成。其中包括六項交通建設：中山高速公路、西線鐵路電氣化、北迴鐵路、台中港、蘇澳港和中正國際機場，為壯大經濟動脈、繁榮工商業所必須；另外是三項重化工業：一貫作業煉鋼廠、石油化學工業及大造船廠等，為改善台灣工業結構、奠定重化工業基礎的關鍵產業；最後一項則是核能發電廠，為充裕能源供應的重要建設。

  由於十項建設涵蓋公共基本設施及改變工業結構的重要生產事業，加上投資金額高達兩千多億元，規模龐大，所投入的人力、物力甚鉅，因此，在興建期間以及在工程完成後，對台灣經濟發生了廣泛而且重大的影響。

  在計畫進行期間，由於正逢國際經濟因石油危機發生全球性的不景氣現象，十項建設投注的兩千多億元資金，因投資時間得宜、計畫得當，且其投資支出的顛峰年份（1975及1976年），剛好能彌補不景氣時民間投資支出的減少，因此，不但沒有引起物價上漲，而且對促進景氣的復甦、加速經濟成長有很大的貢獻。

在十項建設計畫完成後，首先是六項交通建設使整體運輸能量擴充不少，同時對服務品質的改善也相當顯著，茲分述如下：

（1）北迴鐵路完成後，與西線鐵路業已連為一體，透過班車的調整、車輛的調度，提供了東西部民眾往來的便利，為一般旅客及觀光旅遊者所樂用，成為台鐵營運最佳的路線。至於原來的交通要道蘇花公路，則變成以觀光為主的道路。

（2）西部鐵路電氣化之後，立即提高運輸能力約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而且縮短行車時間、行車平穩快捷、降低運輸成本、改善服務。

（3）中山高速公路北起基隆，南至鳳山，中以支線連接桃園、小港兩個國際機場，及台中、高雄兩個國際港，全長三百七十三公里。完成後，基隆至高雄行車時間由原來的九小時縮短為四小時，並且減少其他公路改善所需的投資、擴大國內市場、活絡國民經濟活動、改善交通安全、解除交通擁塞情況，也改變了土地利用型態，促進走廊地帶的發展。

（4）中正國際機場取代飽和後的松山機場，由於各項設施標準均屬世界一流，各系統管理全部現代化，發揮了大量輸運國際旅客與貨物的功能，例如一九八零年輸運的國際旅客超過三百六十七萬人次，國際貨物達到二十萬公噸，分別是一九七五年時松山機場國際航線輸運量的一點八倍及二點九倍。只有台中港第一、二期及蘇澳港第一期工程完成參加營運後，運量雖然也是逐年增加，但因兩個港口的港埠設施及拓展營運的有關措施「尚待改善」，未能達到計畫預期的效益。

而除了前述的六項交通建設之外，中國鋼鐵公司第一期第一階段工程完工後，接著又進行第一期第二階段工程，到一九八二年六月完成，粗鋼的年產能擴充至三百二十五萬公噸，有助於我國造船機械等相關工業的發展，鞏固經濟自力成長的基礎。

至於中國造船公司高雄造船廠的興建，原本計畫在1976年完工後，年造船量可達一百五十萬噸、修船量二百五十萬噸，並可帶動其他相關工業，如鋼鐵工業、機械工業及電氣工業等的發展。不過，由於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零年間，國際航運業長期不景氣，中船公司面臨困頓時期，直到政府採取「國輪國造」及「貿易、航業及造船配合實施方案」後，情勢才逐漸好轉。

另外，備受矚目的石油化學工業，包括第二輕油裂解工廠、石油化學基本原料前期計畫、二甲苯分離計畫、加氫脫烷烴，以及環己烷計畫和第二芳香烴萃取工場計畫等，總投資經費二百零三點九九億元，於六十五年十二月完工，對於國內塑膠、合成橡膠、合成纖維及化學品工業的發展而言，不僅減少國內工業對外的依存性，而且增加了下游加工產品在外銷上的競爭力，為我國經濟發展及對外貿易邁向新的境界扮演重要角色。

最後則是核能一廠二部機的興建計畫，共投入二百八十四點八九億元，至六十八年八月完工，其裝置容量則各為六十三點六萬瓩，減少了對於進口石油的依賴，改變電力生產結構。

誠如經國先生當時所說的：「這些建設，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當十項建設陸續完成後，其效果便明顯地呈現出來。例如，1974年台灣的經濟成長率僅有百分之一點一，而工業成長率為前述負百分之四點五，通貨膨脹率則高達百分之四十七點八。等到1976年，各項數字便已大幅好轉，經濟成長率創下空前的百分之十三點五，工業成長率突升至百分之二十四點四，而通貨膨脹率也重新降回百分之十以內。之後，經國先生乘勝追擊，於1977年9月，宣布繼續推動十二項建設計畫，包括台灣環島鐵路網計畫、新建東西橫貫公路三條、改善高屏地區交通計畫、中鋼大煉鋼廠擴建工程、開發新市鎮及廣建國民住宅、繼續興建核能發電二廠及三廠、台中港第二及第三期工程、加速改善重要農田排水系統、修建台灣西岸海堤工程及全島重要河堤工程、拓建由屏東至鵝鑾鼻道路為四線道高級公路、設置農業機械化基金，以及每一縣市興建一座文化中心等。可以說，台灣今天的政經成就，十大建設計劃及之後的延續計畫，實在是功不可沒。

2.產業轉型之突破

這一方面的改革，與1969年自交通部長接任經濟部長的孫運璿先生有密切關係。台灣產業擺脫勞力密集的基本型態，而進化成為技術與資本密集的電子產業，可以說是孫運璿先生在擔任經濟部長，與之後接任行政院長的時期所奠定的基礎。

1969年孫運璿先生接掌經濟部，當時台灣的產業發展，勞力密集產業已經發展到一個瓶頸，雖然政府機關開始了十大建設，但是就長遠來看，如果產業發展要升級，必須擺脫勞力密集的方式，提昇科技的水準，因此，孫運璿先生開始規劃兩項重要目標，由國家成立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以及當時剛起步的積體電路之發展與製造。經過三年的協調、溝通，立法院通過工研院設置條例。1973年，孫運璿先生將經濟部所屬的聯合工業研究所、礦業研究所以及金屬工業研究所三者合併為工業技術研究院，從此，奠基了台灣朝向高科技產業發展的基礎。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的定位與願景在於：

1.定位

（1）從事應用科技研究，講求產業效益，以加速提昇工業技術。

（2）發展包容性、關鍵性及前瞻性技術，並配合產業界之需求，提升其競爭力。

（3）研究成果秉持公正、公平、公開原則，適時依適當方式，推廣技術至產業界。

（4）配合政府措施，輔導中小企業技術升級，並為國家培育工業技術人才。

（5）工研院提供創新、前瞻的產業技術。

（6）建立新科技產業、協助傳統產業升級。

（7）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

2.願景

成為「以科技創新促進產業邁向知識經濟，達成世界級競爭力」的卓越研發機構。

工研院成立之後，積體電路的製造與發展便緊鑼密鼓地展開。為了製造積體電路，孫運璿先生、潘文淵先生[10]以及方賢齊先生[11]等人，擬定出發展計劃，從招人、訓練、建廠房、選擇合作對象等，均定出明確時間表。經過眾人的分工以及不斷努力，為台灣日後進軍大型積體電路、半導體產業以及資訊產業打下紮實的基礎。

1978年，蔣經國先生擔任總統任內，提名孫運璿先生擔任行政院長。在孫先生擔任院長期間，台灣經歷了中美斷交、美麗島事件、第二次石油危機等各項政治以及國際外交、經濟衝擊等各項挑戰，但是孫先生沉著因應，成立「經濟部能源委員會」、闢建現在台灣享譽國際的「新竹科學園區」、通過「科學技術發展方案」、「加強培育以及延攬高科技人才方案」，並成立「同步輻射中心」、中美貿易小組，開放與東歐五國直接貿易等等多項重要經濟措施。當時國內政局丕變，黨外運動風起雲湧，而國際情勢也漸趨艱困，但是孫院長所領導的內閣，卻在這樣的困境中交出經濟成長的漂亮成績單，在其領導內閣期間，經濟成長率平均達到7.4%，比較當時的開發中與已開發國家都高出許多，可以說是締造了真正的「台灣經濟奇蹟」。

二、多元而豐富的社會

台灣社會的發展，從社會文化層面來觀察的話，最重要的社會成果，除了民主以及開放，更基礎也是更重要的，乃在於學校教育、社會文化發展以及中華文化儒家道統的傳承。因為在教育、宗教、道德教化層面的深耕以及縱衡交錯，使台灣的社會產生豐富而多元的面貌。

（一）學校教育的普及

1.國民教育的推廣與落實

1949年政府遷台，原本的國民教育設計只有小學六年。隨者經濟發展的進程以及更多基礎優質勞工的需求，以及社會進步之後國民對於教育的基礎要求日增，政府遂決定在1968年開始毅然推動九年國民教育。推動之初，以增加硬體方面的增班設校以及師資的訓練為主，以及透過政策的推動來提高學齡兒童的就學率，成為初期的重點。1982年蔣經國先生擔任總統時，有感於社會上有部分學齡兒童因為家庭因素或是其他原因受到限制，而無法上學，對於憲法上所保障人民的受教權以及政策推行的全面性有負面影響，因此透過立法院決議，修正公佈「強迫入學條例」，這一部法律的落實，使得台灣進入九年義務國民教育的新里程碑。

由於政府教育經費的挹注，以及國民教育政策的落實[12]，台灣的國民教育成果非常良好。不僅在經濟發展上提供了大量優質而容易訓練的勞動人力，也奠定了人民基礎教育以及社會安定的基礎。同時，對於日後國家高等教育的發展，也產生了銜接以及紮根的效果。而在1996年12月，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公布「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依據該報告書之建議，教育部首先完成「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確立七大學習領域名稱及課程架構，並決定以4年為期，自90學年度起，逐步實施九年一貫課程。嗣後公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至2003年11月止，公布各學習領域課程綱要。至此，課程綱要已取代原本規劃的課程標準，國家層級課程之形式與實質產生了巨大變革，這也就是教育改革在國民教育層面上的落實。

2.高等教育的普及化

與大陸地區相較，台灣地區的高等教育相當普及。依據教育部的統計，自1949年政府遷臺之初，1所國立臺灣大學和臺南工學院、臺中農學院及省立師範學院等3所學院，學生總數五千餘人，發展迄今則增至大學校院154所（含軍警校院及空中大學），學生總數逾98萬。常常有人打趣的說，在台北街頭不小心撞倒一個人，大概都是大學生。

大學數量增加的原因，除了增設公立大學外，其一是鼓勵私人興辦大學。1974年總統公布「私立學校法」取代原有的「私立學校規程」，賦予私校設立的法源依據。從1953年首創私立學院起，目前在全部高等學府中，私人設立的學校已超過六成。其二是因應經濟社會發展需求，於1974年設立第1所技職體系的大學校院，確立了一般大學和技職教育雙軌發展的政策。

大學經營的理念，過去是以管制為主，1994年修訂「大學法」，確定大學自治和學術自主的原則，授權大學招生和課程自主，大學各級學術主管及校長由學校遴選，以校務會議為最高決策會議等。1995年「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完成立法，並自1999年度起全面實施，為公立大學提供了較大的經費自主運用空間；同年，大學學費彈性方案開始實施，打破長期以來齊頭的學費規範。2004年配合「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修訂相關配套措施，落實公教分離，賦予公立大學更大的經營自主空間，且藉由部分收支彈性放寬，期各校能加強開源節流，並提升校務基金運作效能及大學經營效率。

台灣地區高等教育的發展，既要追求數量的擴充，更要追求品質的提升。自1977年起，教育部逐年推展大學綜合校務評鑑及學門評鑑，以建立大學品質的管控機制。2000年推動「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畫」，90年新增「提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2002年起陸續推動「提升大學國際競爭力計畫」、「大學整併及跨校性大學研究中心計畫」、「大學科技系所人才培育計畫」、「提升推動研究型大學基礎設施計畫」等，以促進高等教育的卓越發展。另於2005年度推動「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鼓勵大學提升教師的教學專業水準及學生學習意願成效、建立教學評鑑及完善的課程規劃制度、落實教學及學生教輔等措施，經由學校整體制度面之改革及建制，提升各系、學門領域教學成效並進而提升大學整體教學品質。

3.兩岸教育－實踐與問題

從政府教育經費的分配，可以看出一個國家的施政理念[13]。把錢放在基礎義務教育的，重視的是公平與正義、社會階級流動；把錢投入大學教育的，則注重經濟發展，以培養精英為要務。目前全力拼經濟的中國大陸屬於後者，這個觀點可以透過教育資源的分配觀察來證實。

中國大陸大學生每人所享有的政府教育經費分配，在1999年達到了當地小學生的19倍，2000年雖然有改善，降為14.65倍，但是仍然與＜1998世界發展指標＞中世界各國平均的三倍，有嚴重的落差。此外，隨者經濟發展而導致的城鄉發展差距以及經濟收入差距擴大，也使得大陸學齡兒童所可以分配到的資源嚴重不均。2001年，上海小學生每年平均享用政府教育經費人民幣3612元，居全國之冠；但是最低的河南小學，每生只有人民幣353元，幾乎相差十倍。即使近年來中央以及地方財政先後投入200多億幫助貧困地區加快普及義務教育，但是200億稀釋到一億一千七百多萬名農村學童身上，畢竟還是杯水車薪。

如果從普及國民教育的觀點來看，台灣的國民教育普及其實耗費了三十年以上的歷程，而且，是與經濟發展程度具有緊密關聯的。我認為，如果「和諧社會」是未來中國大陸政府以及民間的共同願景，那麼，現在開始進行普及義務教育的計劃是必要而且適當的。和諧社會的核心概念在於公平與求均，教育的普及不僅僅具有提昇國民知識水平的意義，普及受教育的權利更是實現社會公平的重要手段。如何妥善教育經費以及資源的分配，讓城鄉與區域間的學童能盡可能均等的受到基本教育，當是中國大陸未來在消弭貧富差距、階級差距的重要目標。

（二）多元文化－宗教信仰與道德文化的紮根

1.台灣宗教現況

台灣宗教受到憲法保障，人民擁有宗教自由，並且各宗教間皆為平等。除此之外，台灣傳教環境極為自由，政府與宗教之間亦無關聯。又因臺灣為一移民社會，漢人移民固有的傳統信仰如佛教、道教，在該族群中極為流行且根深蒂固，但西方世界較常見的宗教，如基督教及伊斯蘭教，雖然較不普遍，也擁有不少的信眾。

根據美國國務院發布的2006年度《國際宗教自由報告》顯示，就信仰人口而言，佛教與道教為台灣兩大宗教。在2300萬臺灣人口中，佛教徒約有805萬人，而道教徒約有690萬人。該報告裡面，將台灣民間信仰納入道教體系，也指出此統計數據裡面，佛、道兩宗教的信教人數具有相當程度的重疊性。

除了佛、道教之外，在臺灣較為普遍的宗教尚有一貫道、新教（基督教）、羅馬天主教（天主教）等，信仰人口各佔台灣總人口3%至1%左右。除此，新興宗教與氣功法門等廣義的宗教信仰在21世紀的台灣也各有數萬名以上的信徒，並常有相當活躍的傳教活動。實際上，現今台灣有將近八成一的民眾擁有宗教信仰，另外，更有超過五成的民眾經常參加各類型的宗教儀式與慶典。

以我個人的經驗而言，除了佛教以及道教之外，民間信仰，尤其是媽祖信仰更是台灣民間宗教重要的指標之一。台灣地區的宗教就整體來看，除了不同宗教社群之間的關係和睦[14]之外，宗教性團體對於公共服務、社會福利以及其他促進社會和諧與幫助弱勢族群的相關工作，均有相當深入的參與以及貢獻[15]。其實，如果以台灣或是東亞地區的宗教來看，不論其基本教義或是信仰對象為誰，最重要的宗旨其實都在安定人心與教化人民。台灣社會的安定發展，有相當部分可以說是宗教的潛移默化的作用，而且，宗教中所提倡的和諧、安定、互愛以及忠誠這些觀念，可以說是台灣傳統家庭教育以及社會教育的核心。近年來，兩岸的宗教交流已經成為民間文化交流的重要模式之一，次數亦越趨頻繁，台灣的宗教團體以及廟宇的社會參與經驗，應當也能成為中國大陸宗教漸趨開放的趨勢中的一項重要借鏡。

2.道德教育的推廣

隨著國民教育以及基礎教育的發達，台灣地區的公民教育以及社會教育的環節也漸漸成形。在政治上採取 中山先生學說與三民主義理念為基礎的憲政體制以及政府設計之下，於公民教育以及社會道德教育層面上，也隨之採取儒家經典中的道德觀念，在積極目標的追求上，則希望透過道德教育，將社會昇華成為一個「富而好禮」的「大同社會」。

香港研究人員曾經對於香港以及台灣地區在學校道德教育中的儒家倫理要素[16]進行過比較，如果單就研究成果而言，香港與台灣兩地的教科書都具有學者所言有助於東亞經濟發展的倫理因素，而且在兩地的中文及公民教科書中的德育概念都以儒家倫理元素為主，佔全部的八成，即代表港台教育過程中，都以傳遞儒家倫理文化為主導。同時，這樣的研究結果亦可回應各學者所發現的，例如：張德勝及R.W.Wilson認為中國文化是「恥」的文化，事實上在研究結果中可發現到在兩地的教科書中的德育概念是強調「知恥」，無論在個人層面或社會層面。另外，強調個人「內律」的心態，亦回應了黃光國教授所認為中國人著重「仁、義、禮」，即「力學、力行、知恥」的修身方法。

這種強調自我節制的生活態度，使個人注重遵守社會規範，例如：家規。亦強調知禮，行為合宜，盡義等的生活態度。若將這種態度用於家庭及組織社群中，便能夠促使發展成緊密的垂直與水平關係。在研究中，亦可看到兩地教科書亦很著重家庭中心及和與均倫理範疇，亦可回應Redding認為中國人是以家庭為網絡的中心，與人與人間要保持和諧，但有距離的關係，及黃光國所言中國人間的「混合性關係」，和黃紹倫指出中國人的家族主義。若在組織層面，即是余英時[17]所言的「賈道[18]」。

事實上，台港兩地學校道德教材中所包含的都是傳統儒家(即儒家典籍中)所倡導的倫理文化思想。例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即是分析架構中重視個人修身及維繫緊密的垂直及水平關係的範疇，可見得香港及台灣教育過程中，也離不開中國傳統倫理文化範疇。從今天的觀點來看，儒家文化，不論是經歷時代粹鍊的新儒學，或是透過經典流傳的傳統儒學，已經在各層面上成為兩岸三地中華文化的精粹，尤其是民眾的道德教育，更是以儒家文化為核心。胡錦濤先生在今年的三月四日，於第十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所提出的「社會主義榮辱觀[19]」，如果仔細觀察，其實也受到儒家德育思想的深刻影響。

因為社會自由、開放，台灣在文化以及人力資本上的滲透力以及優勢是很強的。道德教育的問題也在台灣教育改革以及社會變遷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如何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透過政府以及社會的各個環節，尤其是學校教育以及家庭教育德育的強化，避免人心腐化，可以說是確保經濟成長成果的重要文化價值觀念。而這一個議題，正是未來兩岸三地必須共同面對的重要問題。

參、大陸近三十年來的發展狀況

一、改革開放後的經社發展

從1970年代以來，鄧小平先生開始推動中國大陸經濟事務的改革開放，經過三十多年的深耕與擘畫，近年來開始開花結果。除了中國大陸內需市場的龐大已經是全球各大企業爭相競逐的對象之外，原料產業、通路銷售、新興代工產業以及隨著經濟起飛而蓬勃發展的金融產業，近幾年來中國大陸的年經濟成長率幾乎都維持在10%左右。雖然經濟成長的背後隱含高度通貨膨脹與經濟泡沫的問題[20]，但是現在中國大陸主、客觀經濟條件的優異以及市場的快速發展，已經是不爭的事實，而且，未來的二十年左右，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與富足潛力，依然會是全球的焦點。

（一）背景

1970年代末期，政治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走出了文化大革命的陰影，但自1958年大躍進以來發展遲滯不前的甚至有嚴重倒退的中國經濟依然處於一片混亂之中：舊有的計劃經濟體制根本無力控制一個具有7億消費群的國家經濟，導致人民對現有生活的狀況日漸不滿。1978年，鄧小平第三度上臺，開始推行由周恩來最早提出的四個現代化，嘗試對當時國內的經濟體制進行全方位的改革，並試圖將中國的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體制轉移到市場經濟上。

（二）具體改革內容：

＜對內改革＞

計劃經濟曾一度被認爲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經濟標誌之一，自1950年代以來中國的計劃經濟雖然曾一度為中國早期的經濟恢復和初步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隨著時間的推進其弊端日漸明顯：

1.對國內經濟的控制達到驚人的程度，政府企業職責不分，無視價值規律與市場調節的作用；一切以計劃為綱，無法適應消費群體的需要，制約商品經濟的發展，成爲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瓶頸。

2.生産商品的數量都在計劃之中，購買商品還需要相應的商品票（如購買糧食就需要有相應的糧票），造成消費者即使有錢也難以買到需要的商品。

3.工農業生産與商品經營均為強制性的生産資料公有制，個人不得持有私有財產，一切勞動成就都會被均分，這導致生産者沒有興趣擴大生産，很大程度上喪失了勞動積極性。只知道依靠“大鍋飯”過生活，喪失了發展經濟的動力。

為儘快提升經濟發展速度，鄧小平與黨內的開明派開始逐一解決這些問題，並試圖改變人民心目中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根深蒂固的形象，這場改革運動的目的是以維持社會主義制度為前提，改變生産中不適應生産發展的管理體制和政策，並建立社會主義下的市場經濟。這場改革的經濟方面在農村取得了率先突破，並隨之迅速在全國各經濟領域內推行改革。

＜農村經濟改革＞

中國大陸農村地區自1958年北戴河會議後建立了全國範圍的人民公社，將農民手中的一切個人財產與生産資料劃歸公有，生産生活的指導權過於集中，並且在產品分配上採取了絕對平均主義來分配，造成“乾多乾少一個樣，乾好乾壞一個樣”的局面，雖然這種體制在產品相對充裕時可以有效地減少自然災害為個人帶來的損失，但更多的是挫傷了農民生産的積極性。

1978年，中國安徽省面臨旱災，當地鳳陽縣小井莊、小崗村等地的農民決定實行包產到戶，均分小隊下轄的土地與勞動工具，展開自負盈虧的農業生産——這在人民公社下是屬於私分共有財產的重罪。然而這兩個村在當年的農業收入中就創造了驚人的成績，這件事情不久就被上報至中共中央，雖然中共中央在1979年的《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中依然規定不得私分田地，但這種行爲早在1978年安徽、四川兩省便已試行包產到組、包產到戶的農業生產責任制，並取得了在災年農業生産超過往年的成績。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的講話中公開支持了這項措施。不久，在中國所有的農村都開始實行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爲主要形式的的體制轉變，這種決定在堅持土地最終所有權為國家的情況下，許可農民自行生産、自負盈虧，只繳納部分農業產品。並鼓勵農村發展鄉鎮企業和農業副業，向專業化、商品化的方向繼續發展，並廢除了不適合農村生産力發展的人民公社體制。

中國農村的改革取得的成效，使得佔全中國人口70%以上的農民逐步擺脫了貧困，並促使部分農民先於其他地區富裕起來。同時農業的改革雖然在初期頗有成效，但隨著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的逐漸深入，農村的發展開始低於城市地區的發展速度甚至至今兩者之間已經有了巨大的差距，這導致中國出現了令世界關註的貧富分化現象——這在強調以共同富裕為最終目標的社會主義制度下是難以想象的。然而，由於步入20世紀90年代來中國政府並沒有對農村地區貧富分化抱以足夠的關註，事態逐步成爲中國迅速發展，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實現全面復興的最大障礙——三農問題。

自2002年以來，中國最高行政文件中央一號文件連續強調三農問題對中國建設的影響，中國政府也開始從新調整農業地區的政策。

＜城市改革＞

農村地區六年多的改革令中國的領導人看到了改革帶來的巨大動力，轉而著手對中國城市經濟進行改革。1984年10月，中國共産黨十二屆三中全會發表《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標誌著城市改革的開始，並在1985年全面展開。早在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後，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營經濟）佔據了90%以上的工業總產值。而且企業的生産經營脫離市場，一切產品生産由政府下達訂單；而掌握企業主導權的並不是工廠厰長，而是國家委派的幹部——公方代表或上級黨委委派的黨支部書記。無論是國營企業還是極少部分的私營企業，工人一律不得被辭退，也沒有相應的破產措施，部分虧損嚴重的企業只得由國家背負這些不良資產。缺乏競爭、不負盈虧的企業主觀上沒有研發新科技、擴大再生産的動機，結果在同期世界上大部分資本主義國家都抓住了科技革命帶來的機遇，導致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

鄧小平先生在1977年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便提出以科學技術帶動社會生産力。1985年的改革更進一步打破了原有的計劃經濟理念：政府一方面擴大了企業的自主權，遣返私營企業中的公方代表，引入市場經濟中的許多觀念，發展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認可了私營企業對中國經濟的貢獻和所處地位，並鼓勵非公有制經濟成分進一步發展以帶動中國經濟，打破了中國經濟公有製成分一枝獨秀的局面；抽回公方代表，逐步放寬私營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將企業納入巨集觀經濟的管轄範圍內，與市場調節作用相結合；對於生産盈利不再堅持一刀切的均分政策，轉而以按勞分配為主要的分配方式，以不再堅持共同富裕為代價換來了企業的生産活力。對國有經濟成分進行改組，由政府絕對控制經營轉爲政府擁有企業的絕對決策權，將一半經濟活動權下放給企業，支持並鼓勵負債企業兼併或破產——這極大地動搖了工人心目中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形象，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政治地位極高的工人群體被改革開放引入的政策所衝擊，伴隨著各地國營企業的關閉，全國約有數百萬工人失業，在當時中國政府受到了極大衝擊。中國政府轉而以國家權力轉變人民的意識形態，將馬克思主義與市場經濟理論巧妙的結合在一起，緩解了工人的情緒。引入下崗再就業政策，大量安排紅帽子工程來減少失業人口。

城市的改革取得的進展並沒有預期的成效，反而在原有計劃經濟理論遭到拋棄的情況下引發了國內民衆的思想混亂。加之1985年以來政府不斷放寬思想言論控制，原先身為“封資修大毒草”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開始被部分知識分子所接受，對西方民主的嚮往與追求成爲日後兩次大規模學生運動興起的原因之一。1989年後，政府再度放緩城市改革步伐，轉而開始控制國內混亂的思想、經濟。1992年過後，政府再度對城市的體制進行改革，並不斷將各種政治決策公開化，並設立聽證會以便於民衆參與政治決策。

自1989年國內外政治上的巨大風波過後，中國政府的立場日趨保守，不但改革步伐放緩，黨內也出現了重提階級鬥爭觀念的聲音。為維護改革開放的大局，退出中國政壇的鄧小平再度出面，南下巡視中國數個設立經濟特區的省份，發表了事後稱爲“南巡講話”的發言，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利用個人威望重新將改革開放的政策穩定下來，並成爲中國共産黨執政政策的“兩個基本點”之一。這場講話確保了今後十餘年間中國政府既定國策的穩固，也逐步將中國經濟實力帶上一個又一個臺階。

＜對外開放與區域經濟＞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79年以前對外貿易值只佔經濟比重很小的一部分，這一情況源自於毛澤東“內無內債、外無外債”的政策。但一些海外華僑的主要集散地廣東、福建經常有一些華僑在自己的祖籍所在地開辦工廠。1979年，中國政府決定放寬對對外貿易的限制，給予廣東、福建兩省的對外經濟活動的特殊政策。1年後在鄧小平的大力支持下，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及福建省廈門四個地區宣佈改製為對外經濟特區。參考亞洲四小龍的發展經驗，將加工裝配、合資經營作爲主要的外貿形式，並許可了少量外商獨資企業存在，意圖從中學習領先的科學技術和優秀的經營方式。改革開放的四個試點城市的發展模式在1980年鄧小平先生南下巡視時被給予充分肯定。在1984年進一步開放了上海等14個作為“沿海開放城市”，並將環渤海地區、長江、珠江、廈漳泉三角州地區闢為經濟開放區。

對外開放的4個試點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取得了驚人的進步，深圳從一個泥灣村落發展位於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不相上下的繁榮都市。其餘三地也成爲80年代初中國經濟的巨大亮點。隨後開放的14個城市也取得年均10%以上的經濟增長。1988年，感受到對外貿易帶來的巨大經濟效益後，中國政府將海南單獨設省後全省對外開放，成爲中國最大的對外開放區。同時對外開放的地點也隨著沿海向內陸地區發展。而現在各省各市均有權規劃土地，並在國務院批准後設立對外開放區。這成爲刺激中國經濟起飛的一大因素。

然而隨著對外開放日漸擴大地發展，在中國與城市改革一樣引發了人們在思想上的混亂。部分人對外國企業與中國企業的競爭稱爲是中國政府“主動將中國再度變成殖民地”，並在部分沿海省抵制中外合資企業。另外對外開放的同時中國政府不僅放寬了經濟上的門檻，客觀上也大量引入了有西方意識形態色彩的文化思想。這導致自改革開放以來人民對中國共産黨的不信任與反感日漸加深。在20世紀90年代後，政府雖繼續對經濟開放給以支持態度，但加強了對於民衆言論（包括網際網路）、文化類的產物（如電影、書刊、電視廣播等）進行嚴格的監控與審查的力度。

（三）改革開放政策的影響及意義

改革開放為中國所帶來的，幾乎超出了1978年每一位政治家的預想。鄧小平先生以及他的理念的繼承者及其他改革派人士頂住了來自國內保守派的進攻，成功地將改革開放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基石之一，並不可逆轉的將中國帶入世界經濟中，與世界經濟緊密結合在一起。從1978年至200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由一個尚有4億餘人生活在溫飽線下，與世隔絕的國家，變成了一個經濟繁榮，有著活躍市場的強大經濟體，並減少了當時世界近1/5的貧困人口。中國也在邁向工業化的道路上飛速前進，成爲新的世界工廠。而中國的經濟結構也隨著改革開放而巨變：大量的非公有製成分為中國的經濟繁榮做出了貢獻，而非公有制所佔的比例還在進一步攀升。國有制經濟開始逐漸轉型，令更多的資本能夠流入市場。經濟規劃方針放棄了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開始逐步引入市場經濟的理念。中國的社會意識形態也開始出現變化，不認同共產主義已不再被政府所打壓，言論自由也在客觀上隨著經濟的發展而緩步開放，因而更多的人願意去追求物質文化帶來的愉悅。現在的中國，將堅持改革開放作爲既定國策“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之一。

然而，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的外來思想，也在中國社會的思想領域產生了極大的衝擊。很多人認爲隨著改革開放以及市場經濟理念的引入，宣告中國共産黨背棄了馬列主義的基本信條，中國已不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是具有某種資本主義性質的社會。並且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農村地區生産再度陷入瓶頸，城市與農村、中國東部與西部、城市與鄉村的貧富分化逐年加深。中國社會的犯罪率和重大貪污事件也在改革開放後不斷上升。放棄崇拜共產主義的人轉而尋求精神上的替代補充，令氣功、修法等一些未經科學證實的活動逐漸被人們所接受。這些不穩定因素令中國的社會充滿了挑戰，樂觀的分析認爲改革開放會令這些因素最終減小，而且隨著社會的發展，對民主與自由的追求將不再遙不可及；而悲觀的預測則是認為進一步開放的中國將會被這一系列的社會矛盾所擊倒，令中國的政局崩潰。不過對於中國而言，政治經驗的不足令執政者們也無法準確的預料中國政局的發展，因而採取在經濟上開放，思想上保守的方式，帶領著中國前進。

（四）改革開放的經濟統計數字

從開始改革開放的1978年到2005年，中國大陸經濟總量增長了11倍，按年度平均匯率折算的國內生產總值由2153億美元增加到22257億美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由225美元增長到1707美元，2005年進出口貿易總額達14200億美元，到2005年2月，中國外匯儲備達8536億美元。

二、和諧社會的願景

2006年10月8日到1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召開了第六次全體會議。如果單就會議公報的內容[21]來看，可以確定未來中國大陸地區的政經社文方向，就是「建設和諧社會，持續經濟發展」這個基本原則。

其實，雖然國際或是國內的觀察家對於建設和諧社會的觀點並不一致，有人認為是胡錦濤先生所強調以及努力建構的法治社會，但是，也有人認為社會的和諧必須要讓資源重新得到良好分配，而法治是不是能夠達到這樣的標準，還是有待評量，更有人認為，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短期內不會影響到經濟成長的成果，經濟的優先發展仍然是中國未來三十年努力的主要目標。我認為，這些觀點雖然都有各自支持的數據以及理由，但是畢竟只是片面的觀察，而不是一種整體文化上的觀察。

整體文化上的觀察要從改革開放談起。改革開放之後，不論是農村地區或城鎮地帶，所得到最大的好處就是經濟改善了，所得提高了，換句話說，就是人民整體生活，確實比改革開放之前好過很多。有了經濟基礎，人民會慢慢開始注重社會的管制，希望自己能夠保有自己辛苦工作的成果，希望自己的子女及家庭能夠平安、茁壯，希望能夠讓下一代在更好的社會裡生存、發展，也希望整個社會的競爭規則能夠更公平一點。這些「以人為本」的基礎思維，恰巧與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惡果相對：犯罪率升高，貧富不均在農村與城市之間節節發酵，最終釀成2005年到2006年之間各地近萬件的地區性暴動；法律制度跟不上經濟以及社會成長的腳步，因為社會競爭的激化，即使在文革結束之後，各地的重點文物或是文化建設繼續恢復、擴大，但是人民道德水準以及人文關懷的基礎，卻還是有很多基礎精神建設無法深植人心。我認為，「建立和諧社會」的定義究竟是什麼，十六屆六中全會畢竟還是沒有完全說清楚，但是建立和諧社會的任務與目標卻很明顯，就是要將中國大陸進一步帶往更富足、更穩定的境地。換句話說，在國際上擠身已開發國家之列，就是2020年之前，中共進行各項基礎建設以及社會、法治、經濟改革的主要關鍵。

肆、兩岸競逐－優勢與成因

從台灣地區頗負盛名的商業週刊，自2002年首度進行＜兩岸三地一千大上市櫃排行＞的調查[22]來看，今年所公佈的調查結果，應該是最令台灣地區感到沮喪的。從2005年的統計結果來看，台灣企業繼平均營收、淨利輸給中國大陸與香港之後，現在連平均資產規模都輸給中國以及香港企業，數字顯示中國企業壯大的速度已經全面超過台灣。不僅如此，台灣入榜企業的成長動能越來越差，2005年不但總營收成長率跌破二成關卡，在三地排名中墊底，淨利更出現五年來首次衰退，而且是三地中唯一獲利負成長的地區，上榜企業總稅後淨利全年衰退21.4%。內憂，除了政治紛爭以及兩岸經貿策略的搖擺不定，以及金融業獲利被卡債重創，還有象徵台灣新經濟重心的面板代工產業嚴重虧損，衝擊了企業的獲利，也削減了企業的平均資產規模。而外患則是中國大陸與香港資本市場吸引資金的能力越來越豐厚，中國大陸龐大的內需市場在其國民所得逐年提高之後，內需市場的放大以及深厚已經呈現強勁態勢，中國大陸的「財富效應」一如滾雪球般闖造驚人的成長空間，面對這個可能持續二、三十年的成長趨勢，台灣到底應該何去何從？更重要的是，兩岸對於這樣的態勢，應該抱持如何的態度，進行如何的作為，都是兩岸三地必須要深刻加以思考的課題。

我認為，這個問題的觀察點，要從兩岸優勢以及文明的角度來著手。過去六十年來，台灣在戰後的經濟起飛以及各項經濟建設，確實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世界各國對於所謂「台灣經濟奇蹟」的研究與學習，絕大部分都是抱持著肯定的態度。隨著經濟起飛與政權輪替，還有一連串的憲政與法治改革，台灣在短暫的30年之間，經歷了歐美長達200年左右的民主化歷程，直到現在，如同名作家龍應台女士所言[23]，民主化歷程這一塊「泥淖」，還是吸走了台灣民間以及政治團體，尤其是執政當局的大多數能量。在政爭中空轉，在面對執政者道德問題以及結構性貪污腐化的無力，經濟衰退而欠缺認真反省的能力與對策，可以說是近六年來台灣政經社會的寫照。

然而，這是不是就是台灣民主改革的結果？或者說，這是不是就是國家不應該走向民主的一個借鏡？我認為並非如此。雖然近年來因為政治傾軋過度而影響及於許多層面，但是台灣在許多方面仍然具有看漲的後勢。從過去經濟發展的歷程來看，尤其是從國家工業研究院的設立宗旨以及精神來看，在經濟發展歷程中所累積的專業人才以及精緻的管理思維，更重要的是，這些人才與管理都是說中文的，是以漢字的思維邏輯去傳達理念的，更是一種華人世界不可或缺的資產。此外，隨著人才的培養以及企業管理方式的精進，在社會中的人文關懷角度以及專業人才的根本素養－操守與精神質量上，台灣地區各領域的專業人才，皆成為兩岸三地重要發展中企業的獵才目標，包括醫學、金融、教育、科技、法律、管理等各個層面，事實上，大陸地區的「挖角」動作，早就已經風風火火地展開，而這就是台灣的一種優勢。此外，造就人才與理念的基礎，與教育的普及息息相關，這也是當初政府所堅持的教育普及政策成熟發酵的成果。

那麼，民主化的歷程本身可不可以當作一種資產或是借鏡？我想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台灣的民主制度還沒有達到成熟的地步，但是，相較於大陸地區的中央專政與一黨領導，台灣的民主化經驗正是一種重要的資產。在相對自由的環境中所培養的人才與思維，比較容易跳脫既往的框架來思考以及創新，而「創新」正是未來經濟以及社會發展的重要元素之一。大陸有著兩位數字的經濟成長數字，有著廣大的土地，有著豐富的資源，但是人才培養卻趕不上經濟成長的速度，在外商公司工作的一流專業經理人，雖然願意回到國內企業工作，但是法制以及管理制度的相對落後，卻也讓他們感到困難與卻步。在客觀環境下，人的努力以及錢的流動，創造了經濟發展的成績，社會必須要能夠盡可能均等地分配經濟發展的成果，經濟發展才會有正面的意義，否則貧富差距就會是一種循環不絕的夢靨，回過頭來挑戰經濟發展的積極意義與成果。

從未來的趨勢來看，大陸在2020年之前，要達到十六屆六中全會的經濟建設目標以及社會建設目標，應當不困難，亦即，這是客觀環境，是一種硬體。相對地，台灣民主化歷程的陣痛應該已經慢慢過去，受過高等或是留學教育的人才以及成熟穩健的管理模式與概念，還有創新的有機條件也會在社會中慢慢成熟，這是華人社會中最優質的軟體。兩岸的優勢雖然經歷不同時期的消長與競逐，但是，如果就國際區際發展的態勢來看，如何有機地、成熟地揉合兩岸的軟體與硬體創造更大的優勢，則是未來經營兩岸問題上最重要的關鍵。

伍、法治社會－兩岸三地的共同目標

一、台灣的法制發展現況

（一）法制建構層面

台灣的法制發展狀況除了前述的憲政改革與政治民主化的緊密關聯之外，主要是以繼受法的方式來進行法律的修正與更新。所謂的繼受法，就是從法律文化或是法律規定水平較高的國家，繼受其法律規定以及學說理論，再針對國情的需要，調整相關條文的內容與結構，使其適合社會與國情。其實，台灣目前所使用的基本六法，也就是民事實體法、民事程序法、刑事實體法、刑事程序法、各項行政實體法以及行政程序法等，絕大多數都是繼受德國、法國、奧地利或是日本的法律。例如刑事程序法主要是繼受德國的職權進行主義，近年來則是朝向英美法的當事人進行主義加以修正，尤其是在證據章節的原則上，更傾向於人權保障的強化與重視。而民事實體法則是以歐陸系統的權利原則為中心，除了親屬與繼承的章節配合我國民情有相關的條文以及倫理條款的規定之外，其餘如物權法、侵權行為法以及契約法等等，都是採取權利衡平原則的歐陸設計架構。

此外，商事法以及各項金融法規的齊備與修正，也是最近的一項趨勢。在商事法中，公司法的修正以及強化股東權，經營與所有分離，使得專業經理人的揮灑空間更為寬廣。此外，公司重整與清算制度的修正與調整，監察人制度的強化，都是近年來對於公司與企業體產生重大影響的修正。對於金融制度的法制化與規範，則有證券交易法、銀行法、票券金融管理法、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期貨交易法等等，對於金融交易秩序的各項層面，幾乎可以說是完整地規範了運行的基礎與規則。而關於近來相當重要的智慧財產權的保障，也就是大陸地區所謂的「打假」政策，在台灣主要是透過法制的強化來保護，例如專利法在2003年2月6日完成了新的修正，將侵害專利權的處罰完全回歸民事救濟程序來處理，商標法2003年5月28日也修正相關規定，明確標章以及商標保護之範圍。此外，還有包括營業秘密法以及電子簽章法，以及保障消費者權利最重要的公平交易法以及消費者保護法，都可說是規範社會金融以及交易秩序的重要法律。

在政府與行政機關的立法層面，以2000年6月21日的行政執行法修正為開端，次第制定與修正了行政程序法、請願法、訴願法、行政訴訟法等，不僅具體規範了人民與行政機關之間的關係，也明確架構了所謂的「行政法大系」，所有的行政機關的行為以及執行公權力的相關作為，幾乎已經可以完整的由現在的總體行政法架構來界定與涵括。而對於國家機關的故意過失行為侵害人民的權利的，則有國家賠償法、冤獄賠償法等等法律可以做為請求損害賠償的基礎。

學術研究與立法過程的緊密結合，可以說是現在台灣在立法過程的一個特色。由於台灣大多數法律的繼受基礎，都在歐美或是日本，因此，台灣法律的主要研究學者，尤其是現在主導修法或是立法學說理論基礎的學者，大多數都具有國外留學的背景或是學位，對於本國的法律以及留學國家的法律制度，都有相當程度的深入研究。這個趨勢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台灣地區行政法大系的建立與制定。由於許多重要學者都曾經在德國留學並取得學位，而且也曾歷任重要公職或是擔任大法官，對於台灣行政法的缺失以及體制之建立均相當熟悉，並且能夠結合實務經驗進行法規的整體修正與重新架構，因此，台灣的行政法可以說是相當完備，理論基礎也相當深厚。

（二）制度與執行的落差

如果就民事程序法以及刑事程序法兩大程序法的落實與執行來看，台灣地區的民事執行以及刑事訴訟相關程序，幾乎都已經能夠按照法律的規定與精神來具體落實，換句話說，執行面以及法制面的落差已經相當程度地縮小，因此在刑事程序以及民事程序對於民眾權益或是犯罪嫌疑人的權益的保障上，台灣地區的法制可以算是相當進步的。

然而，是不是所有的法律都有這麼良好的成效？最重要的是，民眾對於司法判決以及司法實務的信賴是否能夠隨著法律制度的建立而提昇？如果根據去年11月台灣平面媒體之一的蘋果日報所進行的，對於司法信心的民意調查顯示，有三分之一的民眾相信法官及檢察官有貪污，清廉的只有3.86%，另66.12%的民眾認為台灣的司法已經沒有希望了。而其造成這種觀感的原因，可能包含政治上的干涉、司法人員的風紀與操守受質疑，以及司法或是執法人員對於人民的態度，不論是辦案態度或是問案態度，或是法官在審判庭上的態度，可能都助長了這樣的負面評價。即使在刑事訴訟程序以及民事訴訟程序都仿效歐陸的制度，也基本上採取歐美民主模式的憲政體制之下，卻有高達將近七成的人民認為司法已經沒有希望，那麼問題是體制內的，或是體制外的？

我認為，法治社會的建立，雖然建構了客觀上相對公平而可以遵守的制度，但是，既然法律制度是適用於社會全體，是對全體人民生效，那麼就像治安問題是一種感覺一樣，社會在法治問題上是不是文明，是不是有足夠的條件與環境讓人民相信司法、相信法治，恐怕關鍵還是在於如何落實。建立一個相對公平以及近可能多元保障的法律制度，並且重視人民的權益與保障，可以說是架構法律制度的核心精神，但是，人建立制度，而這一套制度是要適用在社會上絕大多數的人民身上時，執行的環節才是最重要的。我認為，當我們提及法治社會時，法律制度是重點，社會也是重點，而最重要的在於法律制度如何透過各環節的執行，落實在人民的生活上。不論有多好的制度，只要所託非人，一樣會產生不好的結果。法治社會的真正精神與落實，與人民的人文關懷以及道德素養有密切的相關，如果只是強調制度的修正與架構，恐怕不僅是不足，還是一種對於法治精神實質上的背離。台灣的法律制度發展，在某程度上也印證了這樣的道理。

二、大陸的法制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社會的落實

（一）法治建設的基礎與作為

從文革結束，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大陸地區經濟的發展，兩岸交流漸趨頻繁，外資的挹注與外國公司的設立，以及國際上對於人權問題的漸趨重視，不論是內部或是外部，都產生了極大的法治改革浪潮，中共在1997年黨的十五大時，明確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本方略，而從法律制度的架構及不斷的更新來看，例如199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翻新，1999年刑法朝向罪刑法定原則以及禁止類推適用的方向進行大幅度修正，以及分則上各種構成要件的明確化，都可以說是朝向法治社會積極邁進的修法作為。此外，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外資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等等，以及在各經濟發展區域中所試行以及繼受外國法的嘗試，也可以認為是大陸在繼受外國法律制度，朝向更現代、更趨法治國家的道路上前進的明證。改革開放以來，全國人大於１９８２年修改了憲法，之後又通過四個憲法修正案。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了２００多件現行有效的法律和２００多件關於法律問題的決定，國務院制定了６５０多件現行有效的行政法規，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了７５００多件現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規，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定了６００多件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以憲法為核心的法律體系框架已經建成，社會生活的各個主要方面基本上實現了所謂「有法可依」的狀態。

同時，大陸地區在健全立法方式、實行民主立法方面也有新的進展。２００５年７月，《物權法（草案）》向社會公佈徵求意見；２００５年９月，全國人大常委會舉行歷史上首次立法聽證會，就《個人所得稅法》修改聽取社會建議；２００６年３月，《勞動合同法（草案）》也向社會公佈徵求意見[24]。我認為，法律制度的建立，基本上，對於一個社會要朝向真正的現代化以及民主化是絕對必要的。而且，聽取人民的意見，甚或只是人民的「感覺」，都是非常重要的環節。雖然在相關法律制度上與台灣相較，尤其是民事法律以及商業法律的範疇，有著相對的不足與欠缺，但是追求建立法治社會的基本方略，經過這幾年來的落實，尤其是在2004年十六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出建立和諧社會的目標之後，建立法治社會儼然已經成為大陸政府最重要的施政目標之一。

（二）對社會問題的專注與即時反映

按照大陸本身的理解[25]，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社會，有幾項基本的要求：

一、必須反映和堅持社會主義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

二、必須反映和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

三、必須反映和堅持黨的領導。

四、必須反映和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

五、必須反映和堅持從中國國情出發的原則要求。

六、必須反映和堅持改革創新、與時俱進。

從這六大要求來觀察，其實與最近中共第十六屆六中全會的公報內容，在建立和諧社會的說明以及宗旨上是相符合的。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其實是延續改革開放的經濟政策，並且保持市場經濟的開放與成長，而黨的領導與人民民主專政，原本就是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領導群眾的基礎理念。在現階段的基礎上，維持一黨專政領導，並且盡可能維持社會穩定與經濟成長，我認為，從改革開放的軌跡以及現在大陸社會發展的實況而言，穩定與經濟，比起其他各種民主化的訴求，在人民價值觀的天秤上，可能還是相對重要的。所以，如果以西方民主法治國家的立法框架，以及對於法治社會與民主政治的觀點來理解的話，必然會產生許多批判，尤其是法治社會與「人權」這個要素的緊密關聯，在現在大陸的政法體制下當然還會存在許多疑點和需要改進的地方。換句話說，法治社會的建構，還是以解決大陸目前面對的各項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的問題為核心，來修正或是創造法律制度，並且加以落實。

這個趨勢，其實從法律的修正頻率可以得到證明。例如1979年公佈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1996年進行大幅度的修正之後，就沒有再進行實體法上的修正。但是，立案不實、超期羈押以及刑訊逼供等重大問題在訴訟程序以及社會上產生時，最高人民法院以及最高人民檢察院以及公安部，是採取發布解釋、命令以及其他效力與法律相等的規則來針對具體問題尋求解決，而不是以修正刑事訴訟法的方式來處理。同時，隨著市場經濟的繼續發展，健全的法律制度是外資判斷大陸地區是否為良好的投資環境的一個重要指標，因此，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在基礎立法的架構已經完成之後，法律修正的密度也相對提高[26]。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刑法在公佈之後已經具體修正六次，而台灣地區的刑法經歷七十年以上的時間，雖然有過幾次小幅度的修正，但是2005年2月2日公佈，2006年7月1日施行的新修正刑法，才是這部刑法近七十年來最根本的一次修正。

2005年2月，胡錦濤先生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提出了和諧社會的目標—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隨後，大陸各地開始積極探索如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胡錦濤先生指出：「民主法治，就是社會主義民主得到充分發揚，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切實落實，各方面積極因素得到廣泛調動。」亦即，按照大陸官方的說明，作為和諧社會建設的首要內容，民主法治既是和諧社會的根本保障，也是和諧社會的本質要求。我認為，如果站在解決社會內部問題的立場上，建立和諧社會的目標確實等同於建立一個法治社會，因為沒有法治就不必去討論民主，法治向來都是民主的共生基礎。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繼續成長，以及均富的要求慢慢浮上檯面，不論是代表外資的國外企業，或是國內具備一定經濟基礎的人民，勢必會要求更多的民主權利以及人權保障－即使2020年中國大陸成功地完成建立和諧社會的初步計劃，民主化浪潮恐怕還是會在不久的將來衝擊現在的法制結構。

（三）兩岸法學的互動與成長

改革開放之後，大陸對於台灣法制從之前的「不敢涉足」與「批字當頭」的態度，改以虛心的、善意的研究精神，擇優引進以改善大陸法律。

進入九零年代以及二十一世紀之後，兩岸的法學交流更具有實質上的意義。這一點則表現在三個方面：

（1）兩岸民間法學交流的展開，如台灣的大專院校以及大陸地區的大專院校的交流，還有法律學人的兩岸交流，互相舉辦或是參加研討會，合作進行兩岸法制的研究計劃等等，都實質上促進了兩岸學術的交流。

（2）台灣重要法學著作在大陸的出版，如王澤鑑教授的民法學術論集在大陸的出版，因為是用中文寫作，用的是中國式、東方式的思維，當然很容易為大陸地區所接受，比起繼受外國法，這樣的論著引起的影響以及反應，反而更為驚人。近年來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趨勢，也就是大陸翻譯圖書以及政法論著在台灣的銷量以及種類均有增加，上海書店也與台灣的聯合報系合作，正式在台灣販售大陸的書籍。一方面這可以認為是法學更深一層的交流現象，另一方面則可以認為是兩岸文化開始透過出版書籍的交流而進一步活絡的趨勢。

（3）九零年代初期開始，大陸開始開放港、澳、台地區的學子赴大陸攻讀學位。不論是就經濟層面或是學術研究層面來看，一方面因為台灣對大陸貿易的需求日益增加，研究大陸經貿或是其他相關領域的法律有其必要，而另一方面則是台灣學習法學的學生在基礎法學上的觀念與大陸學術界不同，透過學生的觀念激盪而引出的學術交流，正是一種由下往上改變大陸法學教育的新力量。

陸、互補互利－共創美好的明天

中國大陸經濟快速富足的歷程，從現在台灣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已經是「回首來時路」。台灣的經濟發展，2000年之後，因為全球市場的不景氣與政治民主化之後國內政治情勢的傾軋，以及兩岸政治、經濟政策飽受意識型態操作的影響，現在可以說是面臨了經濟轉型與邊緣化的重大危機。然而，台灣過去的經濟發展成果以及經驗，尤其是土地改革以及重大公共建設的經驗，以及社會經濟快速發展之後，治安、人民教育問題如何謀求解決，以及最重要的政治民主化經驗，依然是中國大陸執政當局在未來三十年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值得借鏡以及觀摩的對象。

回顧台灣這六十年的發展，以及大陸改革開放之後的近三十年的快速演變，我們開始了解，就算是中央集權或是一黨專政的國家，不論是過去的台灣或是現在的大陸，同樣都可以締造驚人的經濟成長，同樣都可以在正確的經濟政策引導下，讓國民所得提高，讓人民的生活過得更富足。社會穩定與經濟成長一直都是兩岸中國人共同努力的目標，我深信這也是兩岸未來開始對話的基礎。大陸的硬體以及建設不斷地騰飛，但是欠缺足夠的軟體可以充足自身成長的內涵，所以在社會階層上產生根本的衝突與困難；而台灣硬體以及經濟建設轉型緩慢停滯，即使在軟體上充滿創新、蓬勃與朝氣，也難以擴展揮灑的空間。兩岸的優點與缺點，依據我的觀察，恰好是互補的；一方的長處，恰巧可以彌補另一方的短處。當我們開始深思「建立和諧社會」的這個目標時，不能僅侷限於2020年的政策目標，在我的想法裡，和諧社會的意義，最終的目的在於讓社會上的所有人都能活得有尊嚴，有價值－而這就是中山先生所提倡的大同世界的理想境地，也是中華文化中人文關懷的極致。

唯有活用兩岸的人才與管理，追求創新與不斷的突破，謀求每個環節的合作與共榮，才能在未來的國際競爭浪潮之下，創造屬於兩岸三地中國人的和諧與榮景，共同迎向更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