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法人向陽公益基金會

回顧台灣過去六十多年來的經濟發展時，政府依據中山先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主張所實施的農地改革，以及根據民生主義[1]的平均地權主張而制定並施行的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平均地權條例，以及平均地權、公地放領政策，可說是台灣經濟發展的關鍵基礎。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思想，乃在於追求國家之富強，民生之富足。同時，民生主義思想最大的優勢在於，不僅追求整體之富足，更精緻地追求「既富且均」的社會經濟公平狀態。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中所提倡的「既富且均」的思想，在台灣相關法令中具體實現，而且明文規定：「國民經濟應以民生主義為基本原則，實施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以謀國計民生之均足。」；「國家對於土地的分配與整理，應以扶植自耕農及自行使用土地人為原則，並規定其適當經營之面積。」。

從全世界的趨勢來觀察，2005年8月25日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DESA)發表一份報告顯示[2]，人類在享有醫療、教育等服務方面，比十年前更加不平等；全球發展所帶來的利益，大部分流入工業化國家富人的口袋裏，除非重視各地發展不均的問題，否則聯合國千年計劃之目標將難以達成，換句話說，與十年前的國際社會相較，貧富不均的問題在現今的國際社會中，仍然是亟待解決的問題。同時，在中國大陸地區，雖然近年來的經濟成長都以兩位數的驚人速度在飛快進步，但是，由於經濟發展政策的東西區域不均，以及農村、城鄉差距甚至於個人與個人之間差異擴大等的影響，中國大陸的貧富不均問題，也隨著經濟的高度成長，而成為中國大陸地區社會階層衝突以及治安問題的重大隱憂。

從以上的觀察角度來看，不論經濟成長的速度如何，也不論國家或是企業能夠創造多大的財富[3]，貧富不均－換句話說，如何在經濟成長的過程之中在社會上建立相對均富的環境，是維持社會發展以及穩定的重要基石。台灣社會雖然在過去的十年來經歷政治上的傾軋，以及近幾年經濟的停滯，以及各種因為民主化以及自由化的過程而產生的社會問題，但是在經濟發展的基奠上卻取得了相對較為均富的基礎，這個成就與早期土地改革的發展具有密切關聯，也就是本文所希望能探討的，中山先生學說中的土地改革與均富之間的關聯。

在土地問題上，中山先生除了對於農民以及農地問題提出最重要的「耕者有其田」[4]主張以及措施之外，對於全國之土地，則提出平均地權[5]之概念。

平均地權概念可以說是在「以人為本」的基礎思想上提出的。土地問題與所有的社會資源問題一樣，如果用現代經濟學的角度來觀察的話，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發現，所有社會資源的共同脈絡就是「分配」。如何能夠將有限的社會資源，以最經濟、最有效率、最公平的方式進行分配，使大多數的人民能夠得到社會資源的足夠照顧，建立一個均富而小康的社會，應該是各國政府或是機關努力的理想目標。而這個目標要達成，除規劃有效率的紮實政策之外，另一項重要的工具就是法制的建立。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權思想與初步規劃，可以說是現代社會資源分配的先驅思想。

中山先生認為，如果象徵社會資源的土地所有權受到少數人的操弄以及把持，國家將無法針對社會資源以公共建設進行有效率的分配以及規劃，那麼，土地持有者所利用的社會資源增加，而其他人民的生活就會因為可分配的社會資源減少而相形惡化，這樣與民生主義追求均富的終極目標是不相容的。因此，中山先生主張平均地權的兩大理由即在於：「防止土地被操縱」以及具有積極意義的「促進工商業發達」[6]。而先生所規劃的具體辦法則是：

可用照價徵稅來防止以少報多；用照價收買來防止以多報少。地價定了以後，不論是照價徵稅、照價收買或漲價歸公，都有了標準和依據。

「價」指的是地價，係指素地而言，稅率主張由民意機關定之。

照價收買的情況有二：甲.地主以多報少時。乙.政府需要土地時。照價收買，是國家對土地行使最高支配權。

「價」─土地自然增值的地價。漲價歸公可以說是平均地權最主要的意義，也是達到「地利共享」最重要的方法，其手段則為加強徵收「土地增值稅」。中山先生主張；自然增值的地價部分，應收歸公有。因為地價漲高，是由於社會改良和工商業進步，是由於眾人的力量經營而來，所以所漲高的地價，應歸之大眾。

此外，依據中山先生當初的規劃，土地改革的另一項重要工作，是讓「農民能夠獲得他們辛勤工作的所得…不讓其他人奪去。」也就是耕者有其田的基礎思維。從這個角度出發，耕者有其田的意義以及目標在於，消除不合理的土地租佃制度，使所有農民都能成為自耕農，以期達到農有、農耕、農享的目的[7]。而其辦法則為：

限制地主所持有土地的面積，將大多數土地收歸國有，對於地主進行財產上的補償。

將自地主方面收購或是徵得的土地，以公告價格轉售有耕種能力的農民，讓有能力耕種的農民能夠有自己的土地。

對於有耕種能力，卻無法購地的農民，允許其租賃公地耕種。

對於農機、肥料以及各項農地耕作上需要之材料或是器材，由政府進行補助，並協助對抗病蟲害，平抑農產品物價，創造較理想的農村生活環境。

在「均富」體系下的這些思維與策略，在1949年政府撥遷來台之後得到了具體的落實。在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的經濟蕭條背景下，政府很巧妙地運用了軍事力量以及政治手段，最重要的是，運用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以及「地主得利、農民得地」的和平手段進行土地改革，次第落實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8]。而在耕者有其田政策初步解決農村的土地分配問題之後，政府則開始針對都市土地進行「平均地權」的試行以及推廣，終於在1977年，依據「平均地權條例」開始實施全面性的平均地權。以下，即先行介紹台灣土地改革的主要歷程。

具體上來看，台灣的土地改革全貌是非常複雜的，除了以農地以及其所有權人為主的農地改革之外，還有包括都市用地以及工業用地等等，配合經濟發展情勢調整土地整體利用的政策與做法。以年代與簡要內容來看的話，所謂的「第一次土地改革」，指的是1949年到1980年之間，台灣政府針對台灣地區內所有土地利用所進行的調整與分配，以下用表格[9]簡述其時程：

在台灣土地改革的歷程中，雖然有些人對於台灣的土地改革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一般來說，從歷史宏觀的角度來看，土改三部曲的「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以及最重要的「耕者有其田」，是後來台灣社會發展過程中，能夠相對均富發展的重要基礎，而且也是國際上重要的土地改革經驗。我想應該要特別針對「耕者有其田」政策來加以說明。

所謂的「耕者有其田」，指的是1947年政府在台灣省所實施的土地改革政策之一，政府於1947年3月20日從字第一00五0號訓令規定佃農應繳之耕地地租，依正產物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計算，但當時各級政府推行不力，1949年4月14日公佈實施「臺灣省私有耕地租用辦法」，更陸續訂定「臺灣省私有耕地租用辦法施行細則」、「臺灣省辦理私有耕地租約登記注意事項」、「臺灣省推行三七五減租督導委員會組織規程」及「臺灣省各縣市推行三七五減租督導委員會組織規程」等法規以貫徹三七五減租政策。後來，為確保推行三七五減租已獲得之初步成果，即於1951年6月7日制定公佈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作為法律依據，以便徹底推動。

1951年至1976年間，分九期實施先辦理公地放領，連同1948年試辦部份，共計放領138,957公頃，承領農戶286,287戶。政府收得放領公地地價稻穀367,366,416公斤，甘藷1,254,768,525公斤，全數由台灣土地銀行經收後撥作扶植自耕農基金。最後，全面實施耕者有其田，規定地主保留（中等水田三甲、旱田六甲）及免征耕地。政府徵收地主超額之出租耕地，附帶徵收地主供佃農使用收益的房舍、曬場、池沼、果樹、竹木等定著物的基地，放領給現耕農民。於1953年12月順利完成，計徵收放領耕地139,249公頃，創設自耕農戶194,823戶。

此一政策使地主與佃農之租佃關係消滅，農民經濟獨立並有餘力受教育，參與政治，並且發展農業生產力，產生降低物價、增加供給，以及提供工業生產原料的目的，全面地改寫了台灣土地利用的歷史，成為台灣經濟起飛的起點[11]。

日本學者若林正丈先生，則從耕者有其田政策的三項特點[12]，分析了它對後來所謂「台灣經濟奇蹟」的先驅影響：

(一)藉由放出四大公營企業，將地主的土地資本轉成產業資本，這是民間資本確實發展的一個出發點；

(二)改革的結果，透過「肥料換穀制」(用國家獨占生產和進口的化學肥料，跟米穀實物做不等價交換)等方法排除地主，國家直接掌握農民的生產剩餘，以供養龐大的黨國體制要員(實施對軍公教人員的米穀配給制)；同時透過低米價政策等措施，使農業資本可能移向工業資本；

(三)因改革而使獲得土地的農民提高生產意願，同時配合美援推動技術指導，提高農業生產性，使農村有過剩勞動力，以此累積未來豐富、廉價，具有高競爭優勢的產業勞動力。

成功的土地改革，不僅鞏固了國民黨在農民心中的地位[13]，在2000年政權更易之前，國民黨一直受到台灣中南部人民的全力支持。除了因為土地改革而促進農村的繁榮之外，對於後來台灣能夠在政治以及社會方面獲得穩定的基礎以發展民生經濟，土地改革可以說是一切的源頭。

「耕者有其田」政策在1950到1970年代雖然創造了農村的富足與台灣新經濟的資本基礎，但是也產生了許多負面問題，其中最嚴重的就是農地畸零化的問題。三階段土地改革的結果，每戶農家所擁有的所擁有的土地規模更為零細化，大多數農民無法只靠農業生產來維持生活，還得被迫出外到工廠去作工，成為「兼業農家」，而且土地所有規模越小，出外工作的必要性就越大。而且，由於將有限的土地分配給衆多耕種者，從而造成了土地劃分的狹小、零碎和分散，不利於農業集約化經營，也影響了農業機械化、現代化水平的提高。據統計，臺灣平均每戶的耕地面積不到1公頃，其中約有40~50%農戶耕地面積不到0.5公頃。這種過小並且零散的農地經營規模，到了上世紀60年代末期以後，已顯露出阻礙農業進一步發展的端倪。

有鑒於此，臺灣省政府於1970年代末開始進行以「擴大農地經營規模，實行農地重劃，改善農業生産環境」爲主要內容的土地改革[14]，這也就是「農地重劃」政策的開始。1979年台灣省政府的「省政府民政廳地政局」改制成為「省政府地政處」，行政院第一組組長余茂阱先生即將出任處長，應其之邀，我踏上服務公職的第一站，擔任省政府地政處主任秘書的職務，最重要也是最艱困的工作，就是推動全省農地重劃的基礎規劃工作。當時，許多公務員對於農地重劃工作抱持著相當大的疑問與困惑，而且，由於土地重劃本身就很容易牽涉巨大利益，如果規劃不當或是有所偏頗，即使主觀上沒有圖利他人的意圖，也很容易因為重劃問題導致官司纏身[15]。

具體來說，所謂的農地重劃工作，指的是將一定區域內不合經濟利用的農地加以重新整理，予以交換分合，區劃整理成一定標準坵塊，並同時配合興修水利，整理改良灌溉排水、配置農水路，使每一坵塊農地均能直接臨路、直接灌溉及直接排水，以改善生產環境，擴大農場規模，增進農地利用的一種綜合性土地改良事業。同時，也並非針對所有的農地都進行重劃，符合以下條件者，才屬於農地重劃的範圍：

7、農地重劃區之勘選，應兼顧農業發展規劃與農村社區建設，得不受行政區域之限制。

對於第一次土地改革之後，得到自己所有土地的農民而言，雖然有土地的感覺很踏實，但是，有許多農民所分得的土地，條件並不如想像中良好，或許因為排水不良、灌溉不便、田不通路或是地勢崎嶇，根本難以種植具有較高經濟價值的作物。所以，就如同學者研究所得的意見以及現實的狀況，即使有了土地，農村的青年卻都必須將更多時間以及勞力投注於副業，或是乾脆放下自家田地外出工作，才能維持生活。斯土斯民，對於農村生活的辛勞、勤奮，來自純樸善良的台灣農村的我，感受異常深刻。當時我想，隨著台灣經濟的發展與都市的開發，今天的農村，以後就會變成都市或是其他重要的經濟生活圈，農村的土地利用受到限制，或是產生不便，對於台灣整體的城鄉發展與民生都是不理想的，人民也無法享受到經濟建設的成果，所以，便下定決心要全力推動全省農地規劃的工作。

農地重劃的工作，確實印證了「知易行難」的道理。當時，在基層承辦人員不論是積極反對，或是消極不辦理的心態下，即使交代下級承辦人員研擬簽呈往上層轉核可，卻久久不見簽呈上達。於是，我乾脆直接擬好簽呈草稿，請承辦同仁依照我所親擬的草稿來辦理，並且讓承辦同仁留下草稿以證明決策者是我，免除他的疑懼。但是，即使如此，主辦科的視察、科長以及省政府地政處的核校秘書竟然沒有人願意簽章，到後來我只好直接在公文上批示核定，直接向上級送達。日後，全省的各項農地重劃政策以及辦法，紛紛根據我所擬簽呈的各項原則，開始推行與擬定，正式展開全省性的農地重劃工作。

農地重劃之後，畸零分散的農地經過交換分合，形成整齊劃一的坵塊。每一坵塊可直接灌溉，直接排水，獨立作業。農路寬大並銜接鄉鎮公路，方便快捷，同時便利於機械耕作，使產量大為提高，加速改善農村經濟，奠定了台灣農業機械化的重要基礎。而且，由於農地利用的便利與轉換，開始了第二階段的土地改革，行政院農委會開始釋出更多農地，對於台灣的整體經濟發展，開拓了更大的空間。

經過了第一次土地改革之後，原本的社會結構雖然沒有明顯的改變，但是，社會的資源卻已經達到了重新分配的效果，而這個效果的優勢在於，將地主原本不會流動的土地，藉由地價之轉換，成為資本，而這些資本，就成為日後台灣地區發展工商業的基礎來源。另一方面，在耕者有其田實施之後，農民得到了可以耕種的土地，對於社會人心以及政局的穩定，幾乎可以說發揮了比經濟上更大的效果。而在農地重劃開始推展之後，農村景象幾乎完全改變，整體農村生活以及農業經營，均朝向現代化以及機械化進行，農業生產量也大幅度地提昇。農村安定了，經濟的發展也開始站穩腳步。

隨著資本活化以及土地資源分配的合理，國民所得快速向上提昇，購買力因此增加，從而刺激了工商業的發展與社會經濟的繁榮。農產品出口換取外匯，購買進口設備原料，促進了加工生產業以及勞力密集產業的的發展。在土地轉換為建設性的工業資本的條件漸趨成熟之後，配合政府「穩定中求發展」的各項作為，以及各項基礎公共建設[16]的開拓，因為土地改革而發展的農業以及相關產業，培植了工業的成長所需的市場、資金、外匯、勞力以及原料，土地改革的成功，可以說是台灣經濟奇蹟的原點。

歷史學家或是國際社會對於台灣的土地改革所獲致的豐碩成果，絕大多數是抱持肯定態度的。土地改革的成功，原因固然很多，但是，秉持理性、和平與具體補償的政策作為，卻是最重要的成功原因。而這樣的做法，正是植基於中山先生以人為本的民生主義思想。社會資源的分配，牽涉到各個社會階層的重大利益，如果從憲法上平等原則的角度來看，一切的資源都是有限的，不公平的分配或是齊頭式的分配，都不可能讓絕大多數人民感到滿意。中山先生的基礎概念，就我看來，是從人性出發的。因為，沒有人喜歡在經濟市場中吃虧，更沒有人喜歡被剝奪長年努力的成果，唯有確保國家以及政府機關可以保障人民得到自己努力的成果，不論是地主的土地轉變為資本，或是農民的辛勞轉變為土地或是收入，才是社會安定的基礎。社會安定了，一切的經濟發展就會有良好的背景，社會上的多數人創造一定的財富或是小康生活之後，才有均富的基礎。而這就是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所希望追求的經濟目標。

從台灣的土地改革奠定經濟起飛的這個歷程，來觀察大陸近幾年來的經濟發展，可以發現一些必須要加以革新的重要問題。其中一項，就是所謂東南沿海發達地區的經濟水平，以及內陸廣大農村地區的所得水平的貧富差距，隨著兩位數的經濟成長率，漸漸擴大。這也就是區域經濟發展所必須面對的貧富差距對立，可能造成社會不安的迫切議題。中共的第十六屆第六次中全會在2006年10月11日發表了會議公報，以「持續經濟發展，建設和諧社會」為未來大陸經濟以及社會政策的走向，奠立了基調。公報中也間接承認[17]，學者或是觀察家所提出的貧富差距問題，的確在大陸社會內部造成了某程度的對立與衝突，並且對社會的安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中山先生的「均富」思想，在具體作為上，是從土地改革出發的。唯有將象徵社會資源以及民族情感的土地，進行有效率而合理地分配或是轉化，進行積極而具體的改革，才能充分平均區域發展，讓國家富強的頻率，不會因為區域發展而產生不一致的衝突現象。民富而後國富，國富而後求均。大陸地區的經濟發展，如果要達到「和諧與小康社會」的目標，我認為，終究要在土地改革上進行劃時代的革新，借重台灣經驗，並且深究中山先生「均富」思想的真實涵義，讓社會資源的分配透過更高層次的宏觀調控來積極進行，如此一來，建構和諧社會的理想，將有機會在大陸的土地上成長、茁壯。

* 本文為應北京大學哲學系、孫文學術思想研究交流基金會與中華極忠文教基金會之邀請，於2006年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大學所舉辦的「孫中山思想與兩岸民生問題學術研究會」所發表的講稿。

* 前法務部部長。

[1] 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第二講，1924年中山先生演講原稿中提到：「解決土地問題的辦法，各國不同，而且各國有很多繁難的地方。現在我們所用的辦法是很簡單很容易的，這個辦法就是平均地權。講到解決土地問題，平均地權，一般地主自然是害怕；好像講到社會主義，一般資本家都是害怕，要起來反對一樣。所以說到解決土地問題，如果我們的地主是象歐洲那種大地主，已經養成了很大的勢力，便很不容易做到。不過中國今日沒有那種大地主，一般小地主的權力還不甚大，現在就來解決。講到了這個問題，地主固然要生一種害怕的心理，但是照我們的辦法，現在地主還是很可以安心的。」

[2] 中央社，2005年8月26日，華夏經緯網刊載，www.huaxia.com。DESA當天發表的“二零零五年世界社會狀況報告”(RWSS)指出，減少貧困是聯合國2000年九月召開千年高峰會議確定的千年發展目標之一。雖然許多地區經濟出現相當成長，但是今天的世界比十年前更加不平等，貧窮仍遍及全世界，尤其是非洲地區。事實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聯合發表的一份報告也指出，人類極有可能在2015年以前，如期實現將極端貧窮人口減半的目標，但唯一難以實現的地區，就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同時，依據該年度美國人口諮詢局日前最新年度報告，引述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按照國際通用的每天兩美元生活標準，全世界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以下，其中烏干達百分之九十七的人口每天生活費不足兩美元，尼加拉瓜有百分之八十，中國則有百分之四十七。DESA的報告也認為，雖然近年來許多國家人民生活水準大幅改善，但人類在享有醫療、教育服務以及在社會參與、經濟和政治活動方面，比十年前更加不平等，而且差距愈來愈大。報告建議國際社會努力讓人類更公平地享有資源、建立保護窮人的社會機制、透過民主和法治消除各種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社會現象。

[3] 以中國大陸為例，中國大陸近兩年來，每年國家收入增加將近5000億人民幣，雖然已經有足夠的資金縮小城鄉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也有機會可以解決農村最重要的脫貧問題，但是面對區域以及城鄉間的貧富差距，在中共第十六屆六中全會召開，決定建立社會主義的和諧社會之後，仍然有很多實現小康以及公平社會的問題亟待解決。亞洲開發銀行行長提醒中國注意收入差距惡化速度，程剛報導，2006年3月20日，Muzi.com。

[4] 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第三講，1924年中山先生演講原稿：「中國自古以來都是以農立國，所以農業就是生産糧食的一件大工業，我們要把植物的生産增加。有什麽方法可以達到目的呢？中國的農業從來都是靠人工生産，這種人工生産在中國是很進步的，所收穫的各種出品都是很優美的，所以各國學者都極力贊許中國的農業。中國的糧食生産既然是靠農工，中國有農民又是很辛苦勤勞，所以中國要增加糧食的生産，便要在政治、法律上制出種種規定來保護農民。中國的人口，農民是占大多數，至少有八九成，但是他們由很辛苦勤勞得來的糧食，被地主奪去大半，自己得到手的幾乎不能夠自養，變是很不公平的。我們要增加糧食生産，便要規定法律，對於農民的權利有一種鼓勵、有一種保障，讓農民自己可以多得收成。我們要怎麽樣能夠保障農民的權利，要怎麽樣令農民自己才可以多得收成，那便是關於平均地權問題。前幾天，我們國民黨在這個高師學校開了一個農民聯歡大會，做農民的運動，不過是想解決這個問題的起點。至於將來民生主義真是達到目的。他們所耕的田，大都是屬於地主的。有田的人自己多不去耕。照道理來講，農民應該是爲自己耕田，耕出來的農品要歸自己所有。現在的農民都不是耕自己的田，都是替地主來耕田，所生産的農品大半是被地主奪去了。這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我們應該馬上用政治和法律來解決，如果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民生問題便無從解決。農民耕田所得的糧食，據最近我們在鄉下的調查，十分之六是歸地主，農民自己所得到的不過十分之四，這是很不公平的。若是長此以往，到了農民有知識，還有誰人再情願辛辛苦苦去耕田呢？假若耕田所得的糧食完全歸到農民，農民一定是更高興的去耕田的。大家都高興去耕田，便可以多得生産。但是現在的多數生産都是歸於地主，農民不過得回四成。農民在一年之中辛辛苦苦所收穫的糧食，結果還是要多數歸到地主，所以許多農民便不高興去耕田，許多田地便漸成荒蕪，不能生産了」。

[5] 前註1，民生主義第二講。

[6] 前註1，民生主義第二講。

[7] 前註4，民生主義第三講。

[8] 透視台灣土地改革，陳恩（暨南大學台灣經濟研究所教授），2006年6月21日，南風窗雜誌。

[9] 整理自聯合新聞網土地改革資料，udn.com。

[10] 八七水災是1959年8月7日到8月9日發生於台灣中南部的嚴重水患。1959年8月6日艾倫颱風過境台灣，因為暴雨及旺盛西南氣流所引起的豪雨，導致於8月7日至9日連續三日台灣中南部的降雨量高達800至1,200公釐，特別是8月7日當天的降雨量已高達500至1,000公釐，接近其平均全年降雨量。由於地面積水難以消退，再加上山洪爆發，導致河川水位高漲決堤，造成空前的大水災，受災範圍包括台灣所有的農業區域。八七水災災區範圍廣及13個縣市，其中以苗栗縣、臺中縣、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及台中市受災最為嚴重；實際受災面積達1,365平方公里，受災居民達30餘萬人，死亡人數達667人，失蹤者近千人，受傷者數千餘人，房屋全毀者23,215戶，半毀者18,754戶，災區的交通通訊幾乎全部中斷，受損的農田13餘萬公頃，總損失估計在新台幣37億元，占前一年國民所得總值約12%。當時，政府除根據國民義務勞動法動員民眾前往救災，省政府也以《台灣省人民因災死傷及住屋倒塌救濟辦法》撥發救濟金給災民；另外總統也發布緊急處份令，開徵水災復興建設捐以募集重建資金。八七水災為台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僅次於1999年 9月21日九二一大地震的重大災難。

[11] 然而，關於此政策具有極大的違憲爭議，由司法院大法官陸續做出了78號、124號、125號、128號、347號、422號、561號、579號、580號、581號等解釋，大法官並在釋字第580號中宣告民國72年(1983年)12月23日增訂之減租條例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耕地租約期滿時，出租人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提升土地利用效率而收回耕地時，準用同條例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三款之規定，應以終止租約當期土地公告現值扣除土地增值稅餘額後之三分之一補償承租人。」係屬違憲，並應於2006年 7月9日失其效力。

[12] 這三項特點即為台灣政府在1953年1月26日所公佈的「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中的三大措施：(一)地主不分在鄉與不在鄉，一律得保留其出租耕地裡的中等水田(當時台灣土地分為二十六等則，中等水田是七至十二則)三甲、園六甲，超過規定的私有出租耕地，由政府以價購方式徵收。(二)地價按耕地主要作物正產品全年收穫量的兩倍半計算，半數(三成)補償公營事業股票(水泥、紙業、農林及工礦四家公司)，一次發給；另外半數(七成)則搭發實物土地債券，政府分十年期償還。(三)佃農以繳付實物(米穀或蕃薯)方式來充當土地代金，分十年交清。

[13] 耕者有其田政策實施之後，有一位農民高興地說：「今天我們才嚐到光復的滋味。」

[14] 有學者將台灣於70年代末期的農地重劃工作，認為是台灣的第二次土地改革。但是，就政策面本身的觀點而言。所謂的農地重劃工作應該被認為是第一次土地改革的修正與醇化，其終極目標就是在建設台灣所有的農村成為現代化、機械化的農村，換句話說，是在「均富」的經濟思想上進行體現。與1995年一月之後，以農委會為中心所進行的，以「農地釋出」為首而進行的第二次土地改革，在目標及意義上是不相同的。

[15] 當時省政府地政處的同仁，就曾經在私底下耳語、議論說：「這件事（指的是農地重劃工作）分明就是圖利他人，現在誰蓋了章，將來就得負責，萬一被抓去關丟了工作沒飯吃，那就慘了…」。的確，農地重劃後的實質結果，必然會有較為得利與較為不利的人，但是，當時的政策，較為得利的人要繳納較多的差價，較為不利的人政府會進行補償，所以就整體而言，所謂的圖利，應該是圖多數農民的共同利益，絕非圖單一或是特定對象之私利。但是，基層公務員仍然消極反彈。

[16] 如經國先生在擔任行政院長期間開始推動的十大建設，以及後來的十二大建設等等。不僅成功提昇經濟成長率，也避免了國際石油危機的衝擊，更奠定了日後台灣發展重工業與科技代工產業的重要基礎。

[17] 公報中提及：「全會認為，目前，我國社會總體上是和諧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響社會和諧的矛盾和問題。人類社會總是在矛盾運動中發展進步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個不斷化解社會矛盾的持續過程。我們要始終保持清醒頭腦，居安思危，深刻認識我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徵，科學分析影響社會和諧的矛盾和問題及其產生的原因，更加積極主動地正視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和諧因素，不斷促進社會和諧。全黨同志要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一切從實際出發，自覺按規律辦事，立足當前、著眼長遠，量力而行、盡力而為，有重點分步驟地持續推進，切實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為貫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過程的長期歷史任務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現實課題抓緊抓好。」一般而言，社會和諧的矛盾與問題，觀察家認為最主要的還是在強調貧富不均的社會狀況，還有結構性的貪腐問題。貧富不均擴大，中國將成下一個拉丁美洲？，英國金融週報，2004年8月17日，Chinesewings.com。